（一）
金庸江湖的高手，很少真的漂泊在江和湖上。他们往往栖身于高山、海岛。六大门派、五岳剑派、全真教、日月神教、明教、灵鹫宫，无不地处高山。黄药师、袁承志、龙木二岛主、洪教主皆身在海岛。山和岛，是金庸群侠绕不开的精神归宿。
原因很好理解，在传统文化中，高山海岛本是仙人所居，或有洞天福地，或曰“云藏仙岛”，都是访仙修道的绝佳去处。这些外环外的荒冷地段也与金庸世界高手的人设相符。除丐帮弟子外，大家多数不是打把式卖艺、跑码头混市井的江湖汉子，而是衣袂飘然、凌空蹈虚的高士，无疑最适合住在雾气氤氲总晒不干衣服的山景房、海景房里。
当然也有别的原因。
历史上，山地由于地形阻断等因素，往往成为一些人躲避国家统治的去处。东南亚很多民众便进入山地，形成了一个非国家空间“赞米亚”（Zomia），美国人类学家詹姆士·斯科特曾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在这里发展出了一种另类的无政府文明，与国家统治下的文明完全不同。（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古代虽不存在“赞米亚”，但“山中世界”也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统治之外的空间。学者魏斌借用谢灵运“清旷之域”和“名利之场”的说法来说明六朝时期“山中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区别：前者远离权力网络，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世俗国家的权力体制之外。（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们反观金庸所构建的群侠的世界，正是这样一个“山中世界”。远离庙堂、笑傲王侯，独立于朝廷之外。山和岛又因地形和大海的阻隔为这种独立提供了地理条件。
如晋时有“沙门不敬王者”之论，金庸世界里的群侠也是不敬王者的。群侠自视甚高、不屑功名利禄，自觉不自觉地对权力保持距离，对贪恋权位的人非常鄙夷。
在这种背景下，张召重成为一个典型的负面形象：为虎作伥、贪图名利、为武林所不齿。《碧血剑》时代华山派的清规戒律甚至有“戒仕”一条，和“戒淫”并列。按这个逻辑，《三侠五义》中的最反面的“采花贼”花冲和最正面的“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其实应该处在江湖鄙视链的同一个位置。刘正风买官自污，和田伯光混迹群玉院，在时人看来不知有多大区别。
真正的大侠应该如萧峰一样，即使迫于形势暂时接受了封赏，也应在关键时刻弃名爵如弃敝屣。金庸世界的规则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是“学成文武艺，不屑帝王家”。
然而，这个远离庙堂、建立在山岛世界中的江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清净。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权力结构。在远离世俗社会的武林中，江湖人会以酷似世俗社会的方式建立起等级、秩序和统治关系。魏斌也认为，随着“山中世界”各种寺院、道馆的兴盛发展，这里会成为“新的权力和关系交织的网络之场”。
没错。你可以远离得了天子的诏令，却逃不了左盟主的令旗和日月神教的三尸脑神丹。刘正风曲洋和梅庄四友均立志归隐，可似乎命运早已和权力结构相绑定，无法身退。一入江湖，便如李斯父子一样，东门逐兔，岂可得乎！从这个意义上讲，“山中世界”的群侠，逃得了天子的“庙堂”，却逃不了左冷禅和任我行的山寨版“庙堂”。
（二）
但仔细推敲，刘正风曲洋逃不了左冷禅和任我行的山寨版“庙堂”，不等于所有人都逃不了。或许他们不具有代表性。
如果刘正风只是衡山派一个低辈分弟子，想归隐自然能归隐，左冷禅吃饱了撑着才会去抓他。跨省围剿，也是需要差旅费的。同样，如果曲洋只是日月神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刘正风结交了他，谁又会去关心。
问题就出在，他们身份特殊，都是重要人物，是各自教派的象征性符号之一。他们都能影响到野心家逐鹿江湖的大局，也就不可避免被裹挟进这个局中。
再换个角度思考，就算刘正风、曲洋身份特殊，足以左右大局，如果他们武功足够强，其实也是可以逃离权力场域的。
试想刘正风结交的要是任我行或者东方不败呢？金盆洗手想怎么洗就怎么洗，用香皂洗、用洗手液洗、就算洗出花来，丁勉、费彬也不敢杀人，说不定还要奉上一条左盟主亲笔签名的毛巾。想想钟镇等嵩山高手在廿八铺误以为任我行到来时的狼狈表现吧。如果能劝任我行一起把手洗了，左冷禅宁可奉上24k大金盆。对于这个级别的高手来说，别人不仅不会阻碍你金盆洗手，而是唯恐你不洗手。
总的来说，如果你身份低微，于江湖大局无关痛痒，多半能够顺利归隐。寿南山得以“寿比南山”就是一个温暖的例证。即使你身份重要，只要武功高到一定级别，也有归隐的自由。令狐冲可以携手美眷，笑傲江湖；谢烟客能够隐居摩天崖，在松树间健身搞研究。一灯大师也能带着大理国退休高官砍柴打渔。
当然更典型的例子是黄药师。在桃花岛上看看潮生花落，搞搞五行八卦、奇门遁甲，在琴棋书画中优游岁月。古之隐士，不过如此。“射雕”时代，江湖上权力构成复杂、各门派恩怨繁多，全真教、丐帮、赵王府武士、铁掌帮纷争不断，可谁敢打扰黄岛主的清净？
强如黄药师，是能够躲过江湖权力结构所构建起来的“庙堂”的。可还有一个更为宏伟、更为沉重的“庙堂”，连他也躲不过。这，要从黄药师的“洪化”开始说起。
（三）
从“射雕”到“神雕”，很多人物变化巨大。可能最易引发讨论的，是黄蓉的变化：从古灵精怪的“同桌的你”，变成了洞悉一切鬼把戏的中年班主任。其实，她父亲的变化，不比她小。
在“射雕”里，黄药师除了不拘礼法、独来独往外，还非常不近人情，常搞得郭靖黄蓉小情侣要死要活，让江南六怪的血压过山车一样时高时低。总之“邪”劲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射雕时代的主流舆论看来，黄药师的形象不那么正面。玄门正宗代言人丘处机评价他“行为乖僻”“愤世嫉俗”“自行其是”，“从来不为旁人着想，我所不取”。但凡不热心公共事务的人，丘处机都看不上。他评价一灯大师“遁世隐居”，“亦算不得是大仁大勇之人”。
在丘处机看来，唯有洪七公是高大全的，是作为武林天花板和道德标杆存在的。他“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是“当今武林中的第一人”。其实丘处机没有说完整，他最重“大义”，给人家孩子取名字都不忘“靖康之耻”，他看重洪七公的，也应该是“大义”方面。
洪七公治下的丐帮，时不时对金国大军搞搞游击战，是阻碍金兵南下、保卫南宋江山的强大江湖力量。说老洪身系社稷安危，并不为过。与“射雕”这部书的政治主题呼应，洪七公无疑是书中最有代表性的正面人物：行侠仗义、热心公共事务、重家国大义、系天下安危。
一个人趋同于洪七公这一形象，我们不妨称之为“洪化”。郭靖的思想当然深受母亲和江南六怪的影响，但江湖地位极高、武功通神、正气凛然的洪七公无疑具有更强的人格感染力，他对郭靖的影响不在母亲和六怪之下。郭靖用后半生守卫襄阳，也是对洪七公精神衣钵的一种继承。可以说，“侠之大者”的郭靖，实现了完全的“洪化”，甚至是：郭出于洪，而洪于洪。
在神雕时代，也隐含着黄药师不断“洪化”的线索。此前欧阳克、沙通天一伙人再坏，只要没得罪自己，黄药师都懒得管，可到了神雕里，他竟主动要铲除李莫愁，为武林除一恶。这完全是行侠仗义的做法了。对待杨过，也通情达理、恩义深重，完全不见丘处机所谓的“从来不为旁人着想”。襄阳大战更成了他的高光时刻，竟摆出二十八宿大阵，指挥千军万马，和蒙古大军鏖战。直接原因虽是为了救外孙女，但根本原因还是此战关系到“或胡或汉”。谁也想不到黄药师这样一个不屑尘俗的世外高人，竟成了指挥历史性关键战役的事功人物。那一刻，魏晋名士化身廉颇、黄忠，高唱夕阳红，誓要马革裹尸。
没错，黄药师“洪化”了。而且，他擅长五行八卦、奇门遁甲，能排兵布阵，算得上专业化人才。
洪七公、郭靖当然了不起，每读其事迹，我都心生敬意。洪化，自然了不起。但总觉得指挥襄阳大战的黄药师少了些味道。用网络流行语就是“没内味儿”了。那种感觉就像看到小龙女去担任婚介所主任。她热心公共事务，或许会焕发别样的容光，但有得必有失，就再无“冷浸溶溶月”的无俗念模样了。
可黄药师情况更复杂。他还是他，他的“洪化”之路，必然而又无奈。
（四）
金庸群侠的世界，和庙堂的关系，不仅仅是疏远。确实，群侠“自视甚高”，不屑于听命朝廷，不屑为荣华富贵折腰，更不屑像展昭一样做带刀护卫。
但事实上，疏远和不屑的，只是附庸于庙堂，以及因此而来的功名利禄。“闯荡江湖”从来不等同于“出家避世”，锄强扶弱、行侠仗义本身就有着强烈的入世色彩。即使是身在山林的清修之士，只要还自诩为江湖正派中人，就不会拒绝行侠仗义。武当七侠、恒山三定、峨嵋灭绝都是积极参与江湖事务的重要角色。
当这种“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的观念进一步推衍和升华，就变成要为全天下人行侠仗义，为社稷和苍生锄奸。即“天下兴亡、群侠有责”，“身处江湖、心忧社稷”。
更重要的是“夷夏之辨”“胡汉之分”在江湖主流话语中根深蒂固，再加上武林中充满了对于游牧政权军队残杀无辜甚至屠城的恐怖描述——群侠抵抗这些力量的入侵，就成了“为天下人行侠仗义”观念的现实呈现。
但出于“戒仕”的想法和对中原王朝的不屑，群侠抗金战蒙时始终以自由人身份参战，不肯成为庙堂附庸。他们反复强调，自己流血出力，不是为了皇帝，不是为了朝廷，而是为了百姓。黄蓉会时不时敲打一下襄阳守将，杨过更是曾把当朝宰相拉出来打板子，至于大骂皇帝权臣，更是小菜一碟。
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国与社稷、庙堂，又是无法分割的。无论萧峰阻止大辽南侵，还是郭靖在襄阳死战，都让赵宋王朝暂保太平。“国祚若旒,谁任其责？”问的虽是天命所归、黄袍所属，但在金庸世界里，真正在精神上“保洪图社稷，巩国祚延绵”却是这群江湖侠客。他们再怎么试图与庙堂切割，也是身负庙堂之重的。
黄药师远比武当道士和恒山峨嵋的尼姑更加出世，他不以名门正派自居，也不怎么理会行侠仗义的江湖道义。他极端厌恶南宋皇帝、鄙视礼法，却在欧阳锋杀死儒生时，说自己“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忠孝乃大节所在”。在桃花岛这样一个文人隐居的自由“山中世界”中，还埋藏着他对“何谓大节”的坚持，这是一种心忧天下的文人的精神基因。
黄药师对“大节”的坚持使他并没有完全跳出江湖主流的话语框架。桃花岛与一个入世的侠客世界，因此存在些许微弱的联系。
可到了神雕时代，发生了两个变化。这种游丝的联系，突然变成了性命攸关。
第一个变化是“洪化”程度最深、“出于洪而洪于洪”的郭靖成为了黄药师正式的女婿，并入住桃花岛。黄药师周游不定，郭靖黄蓉俨然桃花岛新主人。这似乎成为一个隐喻：作为“山中世界”的桃花岛，不再是名士栖居的逍遥世界，而是爱国志士老郭的战略后勤要地。爱屋及乌，最重私人感情的黄药师也不能把女婿的事业视若无物。对他而言，天下家国的事业不仅仅是一个公共事业，还关系到他的私人情感，关系到亲人的安危。
第二个变化是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射雕时代的对峙与拉锯，而是到了兵临城下、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旦社稷覆亡，他内心深处坚持的“忠孝大节”在现实中再无地基。时局将他彻底洪化，于是，他从清高避世中抽身，回到了主流的侠义世界。
回来的不仅有他，还有隐居多年的老顽童、一灯大师、瑛姑，更有思想多次波动的杨过。襄阳大战更像一场热闹非凡、令人动容的大聚会，避世者纷纷入世、叛逆者回归主流，所有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齐聚襄阳，戮力同心、死战到底。
那一刻战斗的似乎不是他们，而是无数个洪七公。“洪化”是所有人的命运。
（五）
一方面要为国为民，“效死守之义”；一方面要精神独立，不附庸于庙堂。金庸世界的侠客，一直在同时秉承着这两种理念，并小心翼翼地实现微妙的平衡。
可当社稷危殆，为国为民的呼声越来越高，清高避世者显得是那么不懂事和不合时宜。精神独立的“山中世界”将越来越狭小逼仄，偌大江湖隐士再无容身之处。天枰渐渐摆动，“不依附朝廷”成了唯一的底线追求，此外，江湖将不再给“山中世界”留有空间。“洪化”几乎是侠客唯一的选择。李泽厚曾有“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金庸世界中则是“救亡压倒了避世”。
可随着事态的发展，“不依附庙堂”这个底线原则能不能遵守，也很难说。
郭靖黄蓉虽众望所归、号令天下武林，可他们尚能以布衣自居。
到了张无忌，却已是教主之尊，麾下雄兵百万、豪杰无数。新修版甚至给他加了一出群臣劝进、险些黄袍加身的戏码。他离帝位只有一步之遥。这已经不是“依附庙堂”的问题了，他自己马上就是庙堂。在最后一步急刹车，强行掐断张无忌的事业线，是金庸不忘初心的仅有选择。
到了康熙年间，掌握了江湖主流话语权的天地会群雄本身就是郑氏家族的部属。人望不在郭靖之下的陈近南再也不敢自称“布衣”，他首先是延平王府的臣子，然后才是江湖大侠。到了这时，是否依附庙堂，这个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价值。
身为布衣的郭靖黄蓉最终身死城破，事功无成。他们无法阻碍数十万铁骑、无法扭转历史局势。江湖群侠真想在危难时局中造成些什么实质性的历史影响，要么自己成为政治势力，要么只能依附于别的政治势力。由此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张无忌险些黄袍加身，天地会一开始就是郑氏家族的部众。
“忠君”“正名”在天地会被反复强调，大明天子和延平郡王的地位至高无上，会中兄弟恪守家臣本分，不敢有丝毫不敬。神雕时代风陵渡群豪痛骂大宋君臣的热闹景象不复存在。在这种气氛下，不讲规矩的韦小宝肚子里骂骂董太妃，成了无趣的江湖中唯一一抹动人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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