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用他的15部武侠小说建构起了一个具有自洽性的江湖世界，里面有既定的帮派规矩、武林守则，而维系这一世界正常运转的最关键性因素无疑是人，是性格各异、价值取向多元、思维方式各异的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本文将金庸小说的人物形象分为四类，而这些人物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人物，正因为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外形装扮、交往方式和审美情趣上可以看出这一点。金庸为了塑造好深厚的江南底蕴的“江南人物”，又运用了多种叙事策略，为人物的活动搭建了一个极富地域气息的舞台，从而达到了最佳的衬托与渲染效果。
一、江南大侠：现实世界的拯救者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一批具有博大胸怀，能够扶危济困，崇尚仁义精神的江南大侠。仁义守诺本来就是中国侠客的优良精神传统，如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对游侠的评价：“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戻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金庸小说中的江南大侠，基本都具有“崇仁尚义”的精神品格，但仅仅讲求仁义，还不足以成为真正的大侠。金庸笔下真正的大侠，还需具有更崇高的精神品格，那就是超越了小我格局的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正如郭靖教导杨过的那一番话：“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郭靖心目中的大侠，是能够在国家有难时勇敢地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
郭靖的这番话使其人格形象顿时拔高到了极致，也正是他的这种不计私利、舍身许国的崇高风骨感染了杨过，使杨过放弃了杀郭靖以复仇的行为。毫无疑问金庸小说中江南大侠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郭靖、黄蓉夫妇。
郭靖与黄蓉主要在《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两部小说中出现。如果说《射雕英雄传》主要还是叙写郭靖与黄蓉的爱情，以及他们如何在江湖上的四处闯荡、结识多位髙人最终成为一代英雄伉俪，那么《神雕侠侣》文本的主要架构就是建立在郭靖与黄蓉在湖北襄阳的抗元战争这一事件上。
只有到了《神雕侠侣》这里，郭靖夫妇的爱国本质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正如郭靖对黄蓉说的那句话：“小事情上是瞧不出的，一个人要面临大事，真正的品性才显示出来。”
郭黄夫妇与成吉思汗决裂后就来到了襄阳，在宋元之战中，襄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据点，襄阳之战也可以说是决定南宋命运的一场战役。除了郭襄以外，郭靖一家人拼命死守襄阳达十几年，这十几年的坚持，写下了无比壮烈的一笔。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作为元军统帅与郭靖对垒作战，他看到郭靖如此英勇神武，也想把其纳入自己的麾下。虽然郭靖曾与拖雷结拜，成吉思汗还封他为金刀驸马。从这个角度上说蒙古对郭靖是有恩的。
但郭靖基于民族大义的立场，抛却了过往的情谊毅然与元军对敌，面对忽必烈的利诱，他说道“郭某纵然不屑，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
在这一刻郭靖一身正气的大侠形象，已经巍然树立在读者眼前。而郭靖、黄蓉大侠形象的最终完成却是在《倚天屠龙记》里，峨眉派掌门人灭绝师太告诉周芷若倚天剑和屠龙刀的来历，顺便说出了郭、黄二人的最终归宿一一“襄阳城破之日，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虏同时殉难。”
金庸特意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从他人口中转述出郭靖与黄蓉的不幸结局，而不是如前面一样浓墨重彩地铺陈宋元决战之激烈，恰恰是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地将郭靖一家的爱国精神表现出来，更增一种荡气回肠的悲壮之感。
郭靖和黄蓉正是用一家人的性命践行了江南大侠“为国为民”的崇高使命，金庸通过《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三部系列长篇塑造了这两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大侠形象。
杨过受到他们的感召，也参与了抗元的斗争，只不过不如郭黄夫妇这样坚贞、结局这样惨烈。此后，在《天龙八部》里，萧峰为了平息辽宋之战而跳崖自尽，实际上仍然延续了郭靖与黄蓉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郭靖与黄蓉这样的大侠，正如中国历史上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国家的和平。哪怕最终不能挽回时局，他们依然书写下一段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动人诗篇，振奋着后之来者。
二、江南狂侠：精神世界的反叛者
金庸小说里还出现了一批具有独立精神和主体性人格，我行我素的江南侠客形象，因为他们行止的狂放和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这里姑且把他们称作狂侠。这些狂侠大多具有反叛精神，尤其对于传统礼教表现出极为激烈的叛逆意识。
礼教的意思是“礼仪教化，特指旧传统中束缚人的思想行动的礼节和道德。”金庸小说中有一些“江南人物”，对礼教的种种教条大张挞伐，认为那是极其迂腐而且毫无意义的东西。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江南人物”无疑是杨过和黄药师。
杨过从来不把传统礼教放在眼里，他从小在嘉兴一带以乞讨为生，也就没人教他那些迂腐的教条，他执意与自己的师父小龙女结婚。这件事在南宋这样注重教化、理学大兴的时代无疑如一声惊雷，闻者甚至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平常人的固有观念里，师徒之间的恋情是大大有违礼教的。
杨过这种平等的身份意识和现代的价值观念，在当时是显得很超前的。杨过反叛礼教的特性还体现在他对师父及师门的忤逆上，杨过被郭靖送入终南山学艺，本就不合心愿，他对自己的师父赵志敬又颇为不满，于是在一次争吵中咬断了师父的右手食指。
这种行为在世人看来也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传统礼教特别讲究师徒伦理，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也。黄药师因为梅超风与陈玄风的出逃迁怒其他’弟子，一气之下挑断他们的脚筋并逐出桃花岛，即便如此他的徒弟们也没有抱怨，仍然想尽办法讨黄药师的欢心以求重入师门。
这可以看出在传统礼教的观念里，师父便象征着不可侵犯的权威，师父在师门里面正有如一个封建式大家长，徒弟们必须听命于他，哪怕师父对徒弟有不合理的行为，徒弟也必须接受。
将杨过的行为放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来审视，更能看出他的决绝和反叛精神，虽然他内心可能并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但金庸无疑是想借杨过这个角色来唱响对旧礼教的反叛之歌。黄药师因为行为异于常人而被称为“黄老邪”，他对于传统士大夫推崇的那一套教条式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因为性情很相似，便与杨过互认为知己。
杨过自小流落江湖，文化水平较低，而黄药师则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通才，他的反抗是自觉地与传统儒家的决裂，他是个“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他在精神上更像是魏晋的名士，杨过和黄药师对礼教的反叛是他们作为狂侠的最主要特征。
三、江南隐侠：心灵世界的逍遥者
金庸小说当中还有一批江南侠客热衷于隐逸，这里姑且称其为“隐侠”。隐逸在中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被视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有１５部专门设立隐逸传。”由此可见历代史书都很重视对隐士事迹的记录。
很多中国古代文人在国家破亡之际选择归隐田园，或者怀念故朝或者表示对新政权的反抗，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王瑶所说“当战祸频仍，兵乱连接的时期，入深山大泽去避难的人，一定是很多的。”当然还有一种隐逸只是纯粹为了守护一方心灵的净土，或者在功成名就之时告别俗世纷扰，去山林之间寻觅本真的自我。
杨过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十六年不见小龙女之后跳下悬崖，所幸二人在崖下相遇，此时杨过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神雕大侠”，可是他一点都不贪恋尘世的浮名利益，而是和小龙女一起归隐古墓，从此不问世事。古墓这样一个隐居的地点很有意味，古墓当中光线昏暗，几乎不见天日，可以说是彻底的与世隔绝了。
而这个地点又非常接近中国隐逸的传统，史书记载很多古代的隐士就居住在山洞里。比如《后汉书逸民传》写道台悚“凿穴为居”，《晋书隐逸传》记载孙登“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同样张忠的住处“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幽谷，凿地为窟室”。杨过的隐逸情结里也包含了他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世俗的反抗，他觉得人间恩怨、琐碎毫无意义，不如寄身于大自然中，与自己相爱的女人携手一生，这体现了他经历人生浮沉之后的大彻大悟。黄药师居住在“世外桃源”般的桃花岛，常年不离此岛，生活状态也接近于隐逸。
《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最后结局也是夫妻八人隐于江湖之间，《越女剑》中的范蠡虽不是江南人，但传说是放弃了权势地位和西施一起隐居于太湖之中。应该说金庸实在偏好主人公的隐逸结局。张无忌的结局也是归隐，就连乔峰这样豪气干云的大侠，也曾幻想着有一天能够与阿朱去塞外过隐居生活。
可见江南狂侠的隐逸情结凝聚于金庸的心头，成为他以后创作中挥之不去的一种心理定势。隐侠的内心其实是与当时的世道格格不入的，可见江南狂侠的隐逸情结凝聚于金庸的心头，成为他以后创作中挥之不去的一种心理定势。
隐侠的内心其实是与当时的世道格格不入的，他们希望居住于能够自由舒展自己灵魂的田园净土，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往往看淡名利，都懂得激流勇退的道理。狂侠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最终由江湖走向山林，未必不是一种高明的生存智慧。
四、总结
金庸小说中的“江南人物”在人生路向的选择上偏好出世，即便在积极建立功业的过程中，依然牵念着游离于江湖体系之外的桃花源。他们在思想倾向上，大体具有民族主义、精神自由主义和诗性主义三种。从现实价值来说，金庸笔下“江南大侠”的爱国主义豪情、“江南隐侠”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江南人物所共有的诗性精神，对于当代人也是人格、道德与品质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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